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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截留贿赂款之定性问题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3-02    

 

中间人截留贿赂款之定性问题
石 玉
案情简介:2007年8月,谭某和龙某因犯贪污罪被某基层法院判处缓刑,二人认为判决量刑过重上诉到中级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为了使该案能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二人分别拿三万元共计六万元给时任某基层法院副院长的欧某,利用欧某的职权便利给二人到中级法院跑关系。欧某收到六万元钱后联系该案二审法官石某和汪某,并分别转送给石某一万元、汪某二万元,从中截留贿赂款三万元。
上述案件中对欧某牵线搭桥的行为认定,学界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定共识,主要争议在于如何界定受贿罪的共犯与介绍贿赂罪,司法实务中一般将该行为认定为介绍贿赂罪。而对于欧某私自截留部分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当前理论界对此问题尚无系统全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此类行为罪与非罪不明确、此罪与彼罪相混淆,最终导致司法审判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由此,对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行为定性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含义
(一)“中间人”的含义
本文所指的“中间人”是指在行贿与受贿之间进行撮合、沟通和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人。司法实践中,有中间人参与的贿赂犯罪一般表现为几种模式:一是通道式,即贿赂中间人仅提供行贿人和受贿人的信息,具体贿赂行为由行贿人、受贿人自行完成,事后贿赂中间人收取少量财物作为提供信息的报酬。二是中转式,即贿赂中间人不仅提供信息、促成沟通,还帮助行、受贿双方实施具体贿赂行为,一般是在接受行贿人或受贿人的委托后,以受托人的身份进入贿赂过程,再将所得利益全部归于委托人。三是占有式,即贿赂中间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不仅帮助委托人完成贿赂行为,还对贿赂款部分或者全部进行直接的占有。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间人对贿赂款部分或者全部进行直接的占有的情形。
(二)“截留”的含义
截留的字面意思是指扣留所经受的(物品、款项等)。本文所指的“截留”是指行贿人将行贿款交给中间人,让中间人交给受贿人,而在行贿人和受贿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中间人私自将贿赂款项部分或者全部扣留,未交付给受贿人。具体而言,这里的截留行为具有包含两个特征:一是中间人私自扣留,即中间人在扣留所经手的财物时具有秘密性,行贿人和受贿人以及其他人都不知道中间人实施了扣留行为,在行贿人看来其全部的贿赂款都由中间人交给了受贿人,在受贿人看来,其接受的是行贿人全部的行贿款;二是扣留的是中间人经手的财物,即中间人已经获取了财物,在财物处于其控制之下后才实施所谓的扣留行为,其不将财物交付或完全交付就完成了扣留行为。
(三)“贿赂款”的含义
贿赂款是指用于行贿以及受贿的款项,该款项只是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其性质主要由行为所决定,本身并无合法与非法之分。本文是指的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或者用于非法目的的款项,即行贿人用以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款项,属于非法财物,对于行贿人而言称为行贿款,对于受贿人而言称为受贿款。
综上所述,中间人截留贿赂款是指行贿、受贿中介人将贿赂款从行贿人处获取后交付受贿人前,在行贿人与受贿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中扣留全部或部分款项的行为。
二、中间人截留贿赂款行为的定性争议
在介绍贿赂中经常发生中间人截留部分贿赂款的情况,对于此种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分歧较大,值得研究。结合上述案例,对欧某将三万元贿赂款据为己有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欧某将三万元贿赂款据为己有的行为只是一般民事违法行为。欧某将贿赂款部分占为己有,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当事人的授权,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作为民事上的不当得利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欧某私自截留三万元是基于谭某、龙某行贿产生的,欧某明知行贿人为了利用受贿人职务便利而仍接受行贿人钱财,并将部分钱财交付给石某和欧某,具有与受贿人一起接受贿赂的故意,而其截留贿赂款三万元的行为正是实现受贿目的的具体表现,与受贿人构成受贿罪共犯。
一种观点认为,欧某向行贿人、受贿人隐瞒真相,使行贿人陷入认识错误,将向受贿人行贿的款项拿给欧某转交,以为欧某会将所有的贿赂款都交付给了受贿人,而欧某骗取行贿人信任后将部分贿赂款私吞,说明欧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要求
一种观点认为,在谭某和龙某将贿赂款交给欧某之后,在欧某将该贿赂款交给石某和汪某之前,欧某对贿赂款具有临时保管的职责,其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截留贿赂款且根本不打算还给行贿人,属于侵吞代为保管的财物,是一种侵占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三、对争议观点的分析意见
关于上述案件中欧某截留贿赂款行为的定性,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仅看到欧某行为的某个方面,而未能整体上把握其本质,即使有正确的定性结论,其理由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   欧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民事违法行为
违法与犯罪属于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行为,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与刑事上的财产型犯罪相比,构成要件上存在重大差异。只要行为人无根据地获得了利益而致使他人受损就可以认定为不当得利,而财产型犯罪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目的,客观上实施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果不将二者严格加以区分,将会出现几乎所有的财产型犯罪都认定为不当得利。
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情形中,行为人主观上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将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且往往数额巨大或较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很大,其行为对法益的损害程度很严重,完全符合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能仅仅作为一般违法来评价,应当作为犯罪加以打击。
本案中,欧某明知龙某和谭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找其牵线搭桥、介绍贿赂,欧某为了从中获利而为之,其转送贿赂款、介绍贿赂行为已触犯刑法,其截留的部分贿赂款属于犯罪金额,其截留行为自然也是犯罪行为。
(二)   欧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共同受贿行为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受贿要求共同受贿人与受贿人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并积极参与了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欧某在传递谭某和龙某送给石某和汪某行贿款的过程中,私自截留部分行贿款,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石某和汪某构成共同受贿,但欧某只是在谭某、龙某与石某、汪某间直接牵线搭桥,并未介入石某、汪某为谭某、龙某具体谋取利益的行为,其在主观上是为了获取中介费及人情等利益,是单独利益主体,且其也没有将私自截留贿赂款三万元的情况告诉石某和汪某,石某和汪某也不存在与欧某共同受贿的犯罪故意。因此,欧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三)   欧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行为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害
在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情形中,大多时候行贿人不是基于认识错误而将财物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而是行贿人跟受贿人不熟悉,不便于直接联系受贿人,通过认识受贿人的中间人将行贿款交由受贿人,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行贿人有明确的主观目的,不是由于受骗产生认识错误才把行贿款交由中间人,中间人也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故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本案是龙某和谭某拿六万元给欧某托其“办事”在先,自然不存在欧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龙某和谭某被欺骗的情形,故欧某的行为自然不构成诈骗罪。
(四)   欧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侵占行为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侵占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拒不交出或者拒不退还。
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情形中,行贿人将贿赂款交给中间人,中间人便获得了财物的控制权,中间人将财物据为己有,而行贿人、受贿人对此情况并不知晓,中间人的客观表现为拒不交出,这这种情况可能会涉嫌侵占罪。
而本案中,龙某和谭某拿六万元给欧某到中级法院疏通关系,但并没有指明要欧某拿全部数额还是其中的部分数额送人,也没有请求欧某具体送给哪个人或哪几个人,只是概括授意,对行贿过程并不关心,只要达到最终目的,即“被中级法院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且龙某和谭某没有另外给欧某好处费,也就是说这六万元是包含了欧某的“好处费”,而欧某之所以答应龙某和谭某必然是有利可图。龙某和谭某将六万元交给欧某时已经对该笔钱作出了相对处分,欧某按要求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不存在将该笔钱的退还行贿人或者多退少补的问题了,故欧某将剩余的三万元作为“好处费”据为己有,不宜认定为侵占行为。
四、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行为主要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部分的贿赂中间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对贿赂款进行部分或者全部占有。在不同情况下,此类行为可能涉嫌不同罪名。具体情况综述如下:
(一)中间人截留贿赂款涉嫌诈骗罪情形
贿赂中间人故意骗取行贿人的信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行贿人超出行贿金额以外的财物,在行贿人将贿赂款物交给中间人时将超出部分予以占有,此种情形下由于中间人事先已产生了侵吞部分贿赂款的故意,其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譬如:陈某准备向国家工作人员马某行贿,通过曾某与马某沟通、撮合,曾某明确了解到马某的要求是四万元,但曾某想借机从陈某处捞一笔钱,就故意告诉陈某,马某的要求是七万元,陈某信以为真,将超出行贿数额的钱交给曾某,曾某仅给马某四万元,而将其中的三万元据占为己有,曾某骗取三万元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二)中间人截留贿赂款涉嫌侵占罪情形
贿赂中间人收到行贿人要求转交给受贿人的贿赂款后,在保管贿赂款的过程中见财起意,私自侵吞了部分或全部贿赂款,此种情形下由于中间人是利用保管贿赂款的便利条件侵吞部分贿赂款,其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譬如:赵某为获得非法利益委托刘某送十万元给国家工作人员徐某,但刘某在保管这十万元钱时产生贪念,仅将赵某其中的四万元送给徐某,而自己侵吞了六万元,刘某侵吞六万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侵占罪。
(三)中间人截留贿赂款涉嫌共同受贿罪的情形
贿赂中间人接受受贿人的委托,与行贿人联系,在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从行贿人处得到贿赂款后,将其中一部分据为己有,此种情形下由于中间人与受贿人有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中间人应与受贿人构成受贿罪共犯[9]。譬如:某县农村信用社信贷部主任张某委托李某“物色”到需要大量贷款的老板王某,通过李某出面操作,王某顺利得到了五百万元的贷款,王某便给予李某人民币四十万元作为贿赂款,而李某仅将其中的十五万元交给张某,截留贿赂款二十五万元。此时,由于李某是受张某委托,其与张某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应与张某构成受贿共犯。
五、中间人截留贿赂款行为性质的判断标准
中间人在介绍贿赂过程中,往往出于自身考虑,牟取物质利益和人情利益等非法利益。通过分析比较以上几种情形,笔者认为区分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行为性质判断,一般可以通过先判断中间人受哪方委托,再审查中间人产生犯意的时间,从而认定其行为性质。
(一)   委托方为受贿人的情形
贿赂中间人一般是遵照委托人的意志进行具体的贿赂活动,其最初的犯意就是来源于委托人。如果中间人是在受受贿人的委托联系行贿人,在接受行贿人的钱财后,只将其中一部分钱财交给受贿人,剩余的钱财据为己有,则应与受贿人构成共同受贿罪。在处罚上中间人以从行贿人处得到贿赂款总额作为定罪数额,以截留贿赂款数额作为量刑数额。在张某通过李某收受王某贿赂款一案中,李某受张某委托为王某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收受王某钱财,应认定为李某与张某构成共同受贿,但在处罚上张某只需对自己知晓并收受的贿赂数额二十五万负责,而李某定罪上需要对从张某处得到的贿赂款总额四十万负责,量刑上以李某实际截留的贿赂款数额十五万为处罚标准。
(二)   委托方为行贿人的情形
对于委托方为行贿人的情况下,则需要审查贿赂中间人产生犯意的时间。以中间人产生犯意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有预谋的截留贿赂款应认定为诈骗罪
    贿赂中间人在行贿人让其将行贿款转交给受贿人前,已产生了非法占有行贿人部分财物的目的,以受贿人的要求为幌子,向行贿人索要更多的财物后仅将其中一部分交给受贿人,其余部分据为己有,应视为有预谋的截留贿赂款;该种情形下,贿赂中间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行贿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在陈某通过中间人曾某向马某行贿案例中,首先,曾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陈某财产的目的,其本来就预谋通过介绍贿赂之机向陈某捞一笔钱;其次,曾某实施了欺诈的行为,虚构了马某需要七万的事实,隐瞒了只需要四万元的真相;再次,由于曾某的欺骗致使陈某产生了错误认识才交给曾某超出行贿数额的钱财;最后,曾某将三万元钱占为己有。曾某的行为属于有预谋的截留贿赂款,应认定为诈骗罪。
2、     临时起意截留贿赂款应认定为侵占罪
行贿人希望通过中间人将贿赂款交给受贿人,中间人在拿到贿赂款后产生非法占有部分或者全部贿赂款的想法,进而将部分或全部贿赂款据为己有,应视为临时起意型截留贿赂款;这种情形下,贿赂中间人不仅充当了贿赂中转的角色,而且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截留贿赂款,其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在赵某通过刘某向徐某行贿案中,首先,贿赂款由赵某交给刘某之后,赵某便失去了对该款的实际占有,而刘某则获得了对该款的实际占有;其次,刘某对贿赂款具有临时保管的职责;再次,刘某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截留贿赂款;最后,刘某事实没有打算将剩下的贿赂款退还给赵某。刘某的行为属于临时起意截留贿赂款,应认定为侵占罪。
3、无法查清犯意的情况下可作为介绍贿赂罪从重情节
司法实践中,审理类似案件时,很多时候根本难以判断出中间人的动机以及产生犯意的时间。对于无法查清中间人产生犯意的时间的,可以综合案情,把握中间人的行为性质。从中间人获取不法利益的本质属性看,中间人截留贿赂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代为转送行贿款的便利、为满足私欲而实施的,可将其截留部分贿赂款视为介绍贿赂行为发生、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介绍贿赂罪的从重情节考虑。
另外,对于行贿人并不明确要求中间人给什么人多少钱,只是慨括授意,欲借助于中间人的身份关系形成的便利条件,以达到其行贿目的的情况下,中间人从中截留部分贿赂款的行为定性,不受以上分析的限制。
通过对本文篇首中列举的案例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行贿人龙某和谭某之所以找欧某“办事”就是看中了欧某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二人并没有明确要求欧某帮其转送多少钱给什么人,而是拿六万元给欧某到中级法院“活动”,以达到二人案件改判为免处的目的,至于欧某怎么“活动”、具体找谁、送多少钱出去,龙某和谭某并不过问;后欧某联系到该案二审的合议庭成员汪某和石某,分别送给二人二万元和一万元,将剩下的三万元据为己有。对于该案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欧某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欧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通过石某和汪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龙某和谭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款六万元,并将其中的三万元据为己有,从犯罪的构成要素分析:(1)主观方面,欧某具有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故意;(2)客观方面,欧某利用了本人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且收受了贿赂;(3)客体上,欧某的行为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4)主体上,欧某具有刑事责任年龄、身份及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综上。欧某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其介绍贿赂行为只是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手段,构成牵连犯,从一重罪,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以上观点为个人意见,仅供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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